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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重振制造业、维护国家安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然而，关键矿产政策议程同环境、安全、外交等领域的深度互嵌，使得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上述领域政策的差异，直接投射在两者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截然不同的政策议程、目标指向、合作路径。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启以来，以构建“能源主导地位”为目标，通过本国、双边、多边政策手段推动美国关键矿产战略重塑。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一系列关键矿产政策重塑将导致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动荡加剧、地缘阵营化加速、技术竞争白热化，但受制于产业基础、开发成本及国际阻力等因素，其政策成效也必将明显受限。
近年来，美国投资审查机制逐步实现从“单向内控”到“内外双控”的转型。自冷战时期《1949年出口管制法》出台、外国投资委员会相关机制确立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投资审查体系持续拓展完善。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成为美国外资审查制度化升级的重要标志；2023年拜登政府发布《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加之2025年特朗普政府开启第二任期后推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美国则正式构建起“内外双向审查”的全链条审查架构。美国投资审查的制度逻辑已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形成以资本流动、技术管控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体系。本文通过历史溯源、机制分析与政策比较，揭示美国投资审查机制演进的三重逻辑：审查方向转变、体系化治理的制度升级，以及从经济政策到战略竞争工具的功能转化。美国正试图通过构建跨部门、跨领域、跨国协同的“投资安全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技术霸权与经济主导地位。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强化美国的全球数字空间霸权。特朗普政府强化全球数字空间霸权的策略主要围绕科技、金融、法律与规范、网络安全等四方面展开，推进“星际之门”计划、实施加密货币政策、开展数字贸易新政、践行网络安全政策是推行该策略的主要支柱。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既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数字技术主导地位，也旨在遏制打压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也借此来变革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然而，特朗普政府强化全球数字空间霸权的策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高昂的经济成本、联盟体系的离心态势、中国的战略应对等多个层面要素决定了该策略实施的限度。
法律是与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并列的国家对外政策工具。广义上，法律战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需要，由国家行为体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发起，以国内法或国际法为法理依据的国家间对抗行为。对美国对外政策而言，法律战不仅是遏制竞争对手的核心攻防手段，也是推行利己政策、主导大国博弈和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抓手。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密集出台涉俄立法，拜登政府在人、财、物、技等多个领域开展执法追责。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尽管法律战举措得以延续，但受其政策偏好影响，总体强度有所降低。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政策不同于拜登政府，但美国以法律手段打压对手、护持霸权的策略或将长期持续。
自2016年以来，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经历了持续的演进。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机制，其发展逻辑可依次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身份认同动员、危机叙事强化、制度化扩张以及政策议程实施。目前，该运动已进入新的发展迭代阶段，尤其在副总统万斯迅速崛起以及意见领袖更迭的背景下，“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和多元化趋势。当前，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再度当选，“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的身份定位发生显著转型，从体制外的反建制抗议者转变为执政体系中的核心权力集团。然而，这一身份转型亦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内部派系矛盾和权力斗争加剧，特朗普与“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基本盘的关系生变，以及运动人格化与制度化之间的张力不断强化。展望未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长期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大因素，即宗教的作用与边界、内部派系的整合成效，以及继任者问题的妥善处理。
在跨文化交流环式传播模式中，国际学术组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成为本国文化的译者；二是提供文化传播的媒介；三是培育对象国文化的译者。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历经诞生与发展时期、困顿中求生存时期、中断与改革时期和恢复与华合作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最终形成访问学者及博士生培养项目、亚洲研究会议、学术出版及图书馆建设等三项品牌活动。从跨文化交流视角出发，哈佛-燕京学社不仅积极发展美国汉学研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而且利用强大的校友网络，培育中美沟通的友好力量，并且通过构建学术共同体为两国人文交流提供平台。尽管目前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还存在若干局限，但以其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组织在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方面仍大有可为。
《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系统阐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47年冷战体系形成期间，美国和苏联处理双边、多边经济关系和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和两国间的博弈。如此系统论述美苏在经济领域的政策与互动对冷战体系形成的重大影响，在国内外都是首次。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导致冷战国际体系形成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美苏经济关系的演变乃至最终破裂。这对传统主流观点提出了重大挑战。书中的论证基于深入挖掘和利用包括多国家的历史档案的比较分析，除美苏英等国外，还有中东欧国家和伊朗以及阿塞拜疆等国的档案等。这种对多边档案做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今后研究有示范作用。
<正>《美国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章，包括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科技、文化、历史、艺术，以及思潮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的美国研究水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